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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得活下去。

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

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系。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

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

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

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你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

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

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

，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

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

，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

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

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

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

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

《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

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

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

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

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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