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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章（第1页）

纳粹政权一开始，中央、州、地方当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

从1932年的一百四十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约四百亿马克，1938年几乎高达1929年的两倍。

公共支出的赤字从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约百分之二十二，以后两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过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贷资助的限度内，有效需求继续增长。

由于这笔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以投资景气的形式出现，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

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间，累计公私投资总额（折算成货币相当于七百三十二亿马克）超过截至1929年底的详见下文，第504页附录iv，a。

六年间（折算成货币为六百七十七亿马克）近六十亿：但是，考虑到价格变化，实际增长约为百分之二十九。

此外，虽然政府投资（此项投资决定复苏的速度）1938年与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资也达到了1928年的水平，超过1929年百分之十。

更有启发性的是，投资景气首先是和建设和建筑业的巨大扩展有关的。

公共建设（即建筑党部大楼、体育场、道路、运河、机场和要塞），从1929年到1938年实际上几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设，住宅和工业建筑都计入，1938年达到了同1929年一样的高度。

极权国家的试验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在于企业能够对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

极权国家是怎样搞掉健全财政这个神话呢？这个神话是在民主国家里企业主用来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来抵销信任危机的。

因为在美国，从1933年到1938年的政府支出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国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间在美国百为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资助，在德国约为百分之十九。

如果说美国和法国的政府开支动摇了企业家的信任，为什么极权国家政府的赤字开支没有在国内企业界引起同样的敌视态度呢？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企业界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都被压倒了，因为政府机器，包括各&ldo;自治集团&rdo;（农业、工业、劳工和文化的），是在工业巨头和极权政党的头子们的伙伴关系的直478详见下文第506页附录iv，b。

接控制下的。

这些头头之间是存在着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与另一方勾结，都不能行动起来。

工商界团体及其地区和职能性组织得到有意识的发展，以便在工业领域中能够保证政治优于经济，保证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不过事实上，由拥有最高产量或销售量的公司所领导的各卡特尔，比工商界团体及其附属各组织要重要得多，尽管在公众的眼里并非如此。

确实，就象德国报界消息最灵通的机构在过去所经常抱怨的，&ldo;实际上，各个集团和卡特尔人员的公开身份导致了使用工商界团体的影响和权力（这不应该控制市场），有便于加强各卡特尔的私下的权力&rdo;。

因而极权组织的机构模式恰巧是这样安排的，它使得大企业在国内起到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有助于减少企业界对政府开支的反对。

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工业界的支持而执政，企业家仍然保持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下届政府会怎么样。

而在极权主义下，不会有什么下届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损害私营经济部门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就不反对政府支出。

诸如道路、党部大楼、体育场等规模宏伟、崭新的投资项目，都是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营企业&ldo;通常&rdo;投资计划的范围之外的。

因此德国的工业家为自身利益欢迎上述公共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衍生出对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好处。

日本工业家对公用事业的发展感到高兴，这是成功地促进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意大利的工业家也欢迎政府当局执行的土地开垦方案。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他们都赞成军费开支。

民主国家也是一样，企业家对上述非竞争性的政府投资不可能持反对态度。

479尽管如此，在美国，他们反对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他们所不信任的罗斯福政府可能用这种手段更有效地强制执行反托拉斯法。

此外，民主国家中的企业家还担心，政府对公共工程计划开支的范围狭窄，而导致左翼政府实行工业国有化以便创造政府投资范围的诱惑力却是巨大的。

他们从法国和联合王国工人运动的党纲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要是象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没有自由的工运，企业家就有理由相信私营经济会受到尊重。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企业家就不反对日益增加的政府开支。

既然政府开支不象美国那样主要用于救济，而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军备，减少失业的效果立竿见影，由于有了工资限额，充分地利用工厂设备便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工业利润比其他收入增加得都要多。

因为股息是有限的，又因为与法国的地位不同，资金外流是不可能的，周转（尽管有高额捐税）是如此之灵活，以致企业家能在货币市场购买政府短期债券（全属勘探gbh债券，通称&ldo;梅福&rdo;债券），并用这种方法来秘密地资助政府的赤字支出。

沙赫特和施威林?冯?克罗格负责货币和财政政策，最能正确评价从1935年以来由于加速增加军备支出可能引起的经济效果，他们开始要求政府注意除了军备以外的国家和党的其他方面支出。

从广义上说，他们的态度是，政府在促成充分就业方面应该仅仅是一个接生婆，在达到这一阶段以后，靠信贷资助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政府支出应该通过捐税和长期贷款来充分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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