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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神秘文化研究的失误（第1页）

敦煌文献中保存着大批神秘文化资料，长期以来少有学者研究，高国藩先生是首先作全面研究的，写成了《敦煌民俗学》（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一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民俗探微一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大著三种。

此三本书（以下分别以“高书一、高书二、高书三”

指称）反映了高先生的辛勤耕耘，首次大量移录、介绍敦煌文献中神秘文化资料，并对一些流变传承关系，作了较好研究。

高先生的成就是很大的，也是独到的，让人敬佩，给人以启示。

高先生一马当先，孤军奋战，所向面广量多，内容又杂，失疏而误的地方也不少。

许多失误正与神秘文化的难点、研究方法、评价等重要问题相关，本文分类举例略作申说。

第一类，不恰当的肯定性评价。

伯二六六一：“凡种树，东方种桃九根，西方种口九根，南方枣九根，北方榆九根，依此法，宜子孙，大吉利，富贵。”

高书一说：不管其中有什么含意，都是鼓励植树。

这是对的。

伯二六六一号《吉凶避忌》：“梦见墓林茂盛，富。”

“梦见林中，大吉利。”

对这类占梦，高书一又言：“这也是敦煌人民渴求植树造林，取食水果，绿化家园的心理反映，不应完全斥之为‘迷信’。

这种梦想，反过来给予敦煌古代人民以积极植树与绿化家园的热忱，它们与敦煌民间风习紧紧交织在一起，体现了迷信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288页）这显然是为高作评价而外加了不实的内容。

也就是说，用不切合的评价和解释取代了最基本的神秘解码。

伯三二四七号《大唐同光四年具历》：“闰正月廿七日甲申，莺化为鸠，洗头吉。”

“三月十六日，壬申金定，沐浴吉。”

高书一不言这种吉日的神秘由来，而说：“真是在图吉利的迷信外衣中，包裹着讲卫生的科学内核，在昏暗的沙漠和风尘里，我们看见了人的生命闪耀着光辉，使人民能健康的活下去与恶劣的自然和社会作抗争。”

（289页）

对于相面术的相色，高书二：“如果仅把它们看成是完全迷信的糟粕，自然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何解答在唐代民间盛行的理由？大凡一种事物被人民群众所笃信，总有它的合理存在价值，也总有它对人的生命延续存积极意义，才可取得各阶层人们的支持。

我想我们还是以现实作用的观点，来对相色奥秘进行评价为好。”

（43页）

伯三三九?《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耳门发黄色，必有喜事至；不三日闻，即五日必闻。”

高书二引《医学心悟》卷一：“察耳之枯润，知肾之强弱。

故耳轮红润者生，枯槁者难治。

薄而白、薄而黑、薄而青、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

便言这条相面术“有一定中医的科学依据”

。

（45页）后者言肾病，耳门与耳轮非一，并且未言黄色，与相面术各是一回事。

这既非相面术奥秘，也更说不上延续生命的积极意义。

这是把糟粕视为精华。

高书二：“敦煌符咒学是以它特有的迷人的幻想的风姿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我想，我们还不能只是谴责敦煌民间道士的无知，而应当透过符录及其咒语的外衣，看见古代智慧的闪光、奇妙的幻想。”

（85页）

高书二引录了伯三八一零号《踏罡步斗法》。

此文中把北斗七星之名的天权、玉衡等写成难识的合文，故作神秘，又有不少错误。

高书因难，对此不解说，却由文中“转身、舞剑、八拜、一百三十步”

等语作评论：“这是一套民间健身操的衍化形态。

它不过被包裹在符咒风俗的外衣里，如果剥去这层外衣，一套敦煌民间健身操就展现在我们跟前。”

（137页）

同卷敦煌文书中说到，拜北斗要用香、纸马、龙车风辇、酒、果。

高书对此说：“道士的上述活动，从历史生产来说，它促进了我国手工艺制品的发展，对民间经济风俗有些促进。”

（140页）这真是“欲加之功，何患无辞”

了。

高书二引录《新唐书》的《列女传》、《艺文志》所载十三种“女训”

著作，不交代它们是否存世及主要内容，但评价极高：“这些‘女训’作品大多维护着女子自著的传统而展示女性的才华，并显示女性的尊严及其学术地位，而表现着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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