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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司仍然经营很好。

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改革结构。

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

我国许多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

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

有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

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

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但法治的基础，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

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稳定，全都谈不上了。

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

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一套。

江总书记笑说：

“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　钓鱼台宴会席上

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

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

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棋弟子？”

聂：

“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

丁：“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

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

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

聂（考虑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

众人大笑。

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

丁先生谈得很开放，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istryof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

他客气的说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

他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部从前叫istryofpropagandaandagitation（宣传及鼓动部），共产党搞革命，名正言顺的要宣传与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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