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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李县令头戴二梁朝冠，身穿青缘赤罗裳，腰间内系革带，革带上挂着玉佩，之上又加以赤白二色的绢质大带。

下罩齿罗蔽膝，脚踏黑面白底官靴，颇为威严的站在石阶上……满朝官员的朝服大体都是这样，区别在于冠上的梁数，腰间的革带，以及挂玉佩的绶带。

比如李县令的二梁冠、银革带、琉璃佩，以及带有练鹊图案的三色花锦绶，都能清晰表明他七品官员的身份。

待考生到期后，李县令便开始讲话，无非是先宣讲一下孔孟、再赞颂一下皇上，然后宣布考试场次，严肃考场纪律而已……除了考试时间与场次之外，基本上全是废话。

县试的自由度比较大，由县令决定是考五场还是四场，这次李县令的选择是四场，小三元之县试案首（中）一篇时文的题目是‘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

’一首试贴诗的题目‘秋光先到野人家’的五言八韵诗……按说大明朝只重时文，标准都是考两篇八股文的，但县府一级的考试自由度大，县令是可以出一首试贴诗代替时文的。

试题一出，原本鸦雀无声的考场中，却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倒抽冷气声。

李县令便看到许多学生面色煞白、如丧考妣，显然是被自己出的题目骇到了，不由微微的得意一笑……县试虽是大明朝最初级的考试，但因由知县命题，且自主性很大，所以也是最不靠谱的考试……有的县令很懒，随便从经书上找句话应付，有时甚至与考生平时背诵的程文完全相同。

因为法律并没规定不许‘剿袭’，所以正好背过那篇的考生，只需将其默写下来既可，而且哪个考官也不敢不取——要知道不是谁作一篇都可以称为‘程文程墨’的，那都是时文大家、历代翰林所作，你敢说个‘孬’字吗？取是取了，也不犯法。

可对出题人来说，却是十分丢人的……国家为选材计，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举行考试，你就出了这么个程文满天飞的题目，能考出什么东西来？实际上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题库的四书五经就那么几万字，全国一级级那么多考试，都要从其中出题，除了那些犯讳的话之外，哪一句没有用过？国初还好说些，毕竟刚刚开始，题目不多，只要去书店买全套程文回来，翻一翻目录，就能做到不重样。

但到了前代正德年间，出题官便开始窘迫了……因为历年程文积压太多，他们买不起。

实际上就算不差钱，也不可能买全了。

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有位被逼急了的老兄，便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中各提取一半，组成一个没人见过的新句子出题，美其名曰‘截搭题’。

要知道排列组合是无穷尽的，所以立刻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到了嘉靖中叶后，朝廷干脆承认了这种搞法，颁布法令曰：‘正考必出大题，预考可出小题。

’乡试以上称为正考，以下则是预考。

所谓大题便是形式与文意完整的句子，小题就是截搭题。

即使没做过八股文的也能看出来，小题因为割裂经文，牛头鹿身，在士子看来，往往题意难明，题情难得，在破题时但有毫发之差，写出来的文章便去了千里之外，所以时人皆认为‘小题难于大题’。

※※※※现在李县令所出的，便是一道截搭题，而且是变态的‘书’、‘经’混搭，无怪乎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

但也有几个例外的，比如说坐在四排的陶大临，微微沉吟片刻后，便面露微笑，开始提笔在稿纸上疾书，显然已经成功破题。

比如说坐在八排的沈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也已经开始面色凝重的提笔书写。

还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童生也陆续解题完毕，开始构思文章。

但论起轻松自如的程度，哪个都不如坐在二排八列的那位，即使陶大临也要比他差一线。

却说沈默一看到那截搭题，心中马上定位各自的出处……前一句‘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出自《大学》，后一半‘诗云：穆穆文王’则是《诗经》里的诗句，看起来实在是十三不靠。

但他只微微沉吟，便提笔写下‘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耻之，耻之，莫若师文王。

’便将两句毫无关联的句子，连缀的合情合理且天衣无缝！

其实这种截搭题看似无理，却是真正能考验考生的水平。

不仅要将书经吃透，才能看明白两截分别的意思，还得开动脑筋，将其巧妙连接起来，最起码要自圆其说。

这分明是在考察应试者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恰恰是绝大多数考生畏之如虎的原因……要知道绝大多数读书人，在学完四书五经及相关著述后，便把全部精力放到八股文上，整日里诵高头讲章、背程文窗稿，不看三通四史，不知秦皇汉武，脑袋早如花岗岩一般僵硬，让他们去随机应变，还不如让老母猪上树来得现实。

沈默之所以应对轻松，是因为他的脑袋没有僵化，不会拘泥，很容易便将本不相干的两句话扯到一起……这种联想能力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一群拘泥不化的读书人中，竟显得那样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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