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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

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lso;三民主义&rso;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lso;国父全集&rso;，页一八○──一八一）。

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

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

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

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

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lso;毛选&rso;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lso;自治&rso;了。

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

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插llen）之下，&lso;百代犹行&rso;的&lso;秦法政&rso;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

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

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

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lso;客观实在&rso;啊！

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

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

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

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

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lso;中英南京条约&rso;（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

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

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

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

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

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

其原因便是&lso;身在此山中&rso;，无法识其端倪也。

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

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

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lso;戊戌变法&rso;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lso;五四运动&rso;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

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

俗语说：&lso;女大十八变。

&rso;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

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

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

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

古语说：&lso;五世其昌。

&rso;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lso;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

&rso;（见&lso;夷务始末&rso;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

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

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

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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