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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第1页）

但是，掌管德国战争动员的托马斯将军以及他在德国总参谋部的许多同事，都从未赞同过希特勒的战略。

他们要的是&ldo;深度军备&rdo;，即扎实地准备，精心地组织，谨慎地指挥的一场战争；&ldo;他们要的是能打一场对大同联合的持久战&rdo;。

除了手头已有的武器以外，他们还要大量储备的装备和总体上是用来替换这些储备的重工业。

虽然德国的煤、铁矿石、生铁和粗钢的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虽然生产的大部分在三十年代已用于战争工业，从&ldo;现存&rdo;的工厂中增加煤和钢的生产并不等于深度军备，分配给战争工业的资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最大限度的配额。

资源作民用消费与用作军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用于非军事物资的政府支出，如党部大楼、体育场的设备等，就部分地构成了这种差距，直接耗去了实际上并未用于广度军备的资源。

未能以更大规模创建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厂，其根源完全在于希特勒战略的根本弱点。

虽然负责供应的将军们的战略概念不同于希特勒，但是也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托马斯总是过高估计德国对原料和工人的需求。

在他看来，在得到充分发展的战争经济中，其基本资源对于任何可设想的军事需求都是丰富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出现匾乏的问题。

无论如何，是希特勒指挥将军们，而不是将军们指挥他。

同样，在战争的经济动员这方面本来还可以做多得多的工作，如果德国的计划人员当时少依靠一点闪电战略的话。

若是要这一战略成功，就不能让苏联得到英法联盟立即的军事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

鉴于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危急时期，英法政府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苏联，德国期望在东方的冒险能自由行动这一点就显得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英法对与苏联结盟表491现得极端犹豫不决，不论其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无疑地它们需要时间，因为它们已一度让德国在军事力量上超过自己。

此外，英国的战略所基于的假设是，它可能同时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作战。

要进行这种规模的战备，时间就极端重要，而拖延时间则是绥靖政策的主要目的。

1938年，英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紧了军备的努力。

德国在军备上的优势必然要受到抑制，如果英法加紧军工生产，使这两个西欧帝国本来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话。

但是，随着1939年3月吞井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随着世界上最大兵工厂之一的斯柯达工厂合并到帝国之内，德国‐‐如它的报纸所吹嘘的‐‐宣称&ldo;伦敦和巴黎所希望的，它们获得军备均势或优势的日子已被推迟到不知何时了&rdo;。

尽管出现了这一新的侵略行为，当英法保证支持波兰保卫本国权利时，苏联却不信任它们的诚意，并开始摸索中立的道路，而德国，在它那方面不得不尽全力确保俄国中立，以便使希特勒的闪电战略有成功的机会。

第三编　　力量均势

马丁?怀特

1939年3月15日晚，希特勒进军布拉格，这是德国在表面和平时期领土侵略的高潮。

连续五年之久，德国并未开战，就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控制了欧洲并使欧洲陷于恐怖之中。

在过去的一年，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如同埃斯库里尔修道院和凡尔赛宫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中心一样。

也如同菲立普二世于1580年占领葡萄牙和路易七四于1681年夺取斯特拉斯堡一样，德国于1939年3月并吞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一个极度强大的国家兵不血刃便取得的最后一次扩张主义的胜利。

当时，对保持力量均势的关心恢复缓慢，尚未产生一个足以抗衡的巨大联盟与之大动干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根据民族原则建立了许多小国，并通过国际联盟促成国际政治的法制化，可以认为列强在国际体制中已经多少失去了原先的优势地位。

在三十年代，大国重新宣称它们应有主宰地位，到了1939年3月15日时，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决定权看来再次由它们，而不是由大多数国家所掌握。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向题最终地重新解决以来，小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是只有两次达到战争的规模。

即1932至1935年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冲突和1934年的沙特与也门战争，而上述两次战事恰巧远离大国争夺的地区。

但是国际暴509力行为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因果连锁，势头有增无减，直到希特勒夺取布拉格。

这些暴力行为都是大国干的。

日本于1931‐1932年征服满洲，意大利于1935‐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以及德国本身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其顶点是1939年3月15日征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正是由于列强的干涉，西班牙内战（于同月才结束）曾扩大为一场国际性危险。

一场地方性冲突是否会发展为全面战争总是取决于列强的态度，因为全面战争的定义是所有强国都参加的战争。

到1939年为止，强国心理上的优越地位是如此显着，以致是否该有地方性冲突都取决于它们。

1919年曾经试图在国际联盟行政院常任委员的形式下限制大国的集体权威。

大国很快就扔掉了这种法制的束缚。

有的强国没有参加国联，有些退出国联，而那些保留会籍的却发现它同国联以外的强国的共同列益，超过了它们同国联内部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

早在1923年发生科孚争端的时候，列强作为最高政务会的趋势又重新出现。

它们如有必要就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操纵国际局势，就象十九世纪的欧洲协约那样子。

这一习惯性趋势体现为1933年的四国公约，1935年赖伐尔‐霍尔计划，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而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达到顶点。

但是强国之间的团结一致从来都不比炸弹上的薄薄的外壳更牢固些。

作为各自的私利冲突高涨的一个症状，作为脱离团结一致之前的一阵痉挛，在国际危机中它们对共同利益的意识变得极其敏锐。

1939年3月15日标志着一个顶点，当此之际，强国的两个联盟间共同利益的伪装终于放弃，而承认了它们自身利益的相互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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