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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lso;扶不起的阿斗&rso;，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

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

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lso;假皇帝&rso;，然后篡位作真皇帝。

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

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lso;副皇帝&rso;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so;】。

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lso;相权&rso;，是制衡&lso;君权&rso;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

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

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

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

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despotis）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

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lso;天命&rso;（diveright）。

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lso;今上&rso;。

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

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lso;天子&rso;，除授命与他的&lso;天&rso;之外，谁也不怕。

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lso;天意示警&rso;，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

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lso;天意示警&rso;那些鬼话。

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lso;人君所畏唯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rso;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lso;宋史，列传&rso;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

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

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lso;天意示警&rso;，皇帝要&lso;崩&rso;了。

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

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

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

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

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lso;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

&rso;&lso;欺侮&rso;多了，袁曾向唐说：&lso;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

&rso;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

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

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

还有啥责任内阁呢！

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lso;失踪&rso;了……。

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

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

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lso;副署&rso;，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

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

袁总统既然&lso;和尚打伞&rso;，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

&lso;虚君&rso;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

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lso;违法&rso;，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

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lso;和尚打伞&rso;？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

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

西谚&lso;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rso;，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lso;法治民主&rso;（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

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

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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