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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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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要做独裁党魁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lso;二次革命&rso;，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

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

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

不幸这个&lso;二次革命&rso;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lso;流产&rso;（注意：不是&lso;破产&rso;，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lso;进步人士&rso;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lso;君宪派&rso;，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lso;保皇党&rso;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

可是&lso;二次革命&rso;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lso;共同愿望&rso;（nationalncens），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

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

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lso;沉默的多数&rso;（silentajority）。

他们对所谓&lso;国体问题&rso;，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wisdo）和机运（插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

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lso;吵闹的少数&rso;（aarrelgority）吧。

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lso;阶段问题&rso;，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

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lso;现时观念&rso;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

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agicwand）。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lso;单税法&rso;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lso;发明&rso;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lso;三民主义&rso;和&lso;五权宪法&rso;。

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lso;现在革命尚未成功&rso;，并苦口婆心地嘱咐：&lso;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rso;【见&lso;总理遗嘱&rso;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

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

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

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lso;知难行易&rso;的孙文学说来。

【详见中山著述中的&lso;孙文学说&rso;；参见拙著&lso;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rso;等篇，载&lso;晚清七十年&rso;，卷伍，五、六两章。

此篇从略。

】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lso;反传统&rso;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

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lso;知难行亦不易&rso;【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lso;人权论集&rso;】。

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

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lso;了不起的一群人物&rso;，他们对所谓&lso;美国模式&rso;，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

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

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

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

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lso;知&rso;和&lso;行&rso;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

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lso;认识论&rso;（episteology）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

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lso;知行合一&rso;之说，改名陶知行。

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lso;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rso;的（唯物主义）的&lso;真理&rso;，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

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

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lso;知易行难&rso;，根据他自己的&lso;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rso;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lso;知难行亦不易。

&rso;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

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

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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