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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

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ot;极致&ot;，哪里比得上本朝，&ot;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ot;，一代更比一代强！

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

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

&ot;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尤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

&ot;最后曾静辩解说：&ot;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ot;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

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记得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

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

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的合理合法。

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

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

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

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

这显然是强词夺理。

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ot;顺天命得民心&ot;了。

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

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民心的。

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

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ot;都是&ot;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

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

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

我存在，所以我合理。

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

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

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

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

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

&ot;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ot;，但也如此而已。

雍正却嫌不够。

他还要做到&ot;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ot;。

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ot;理&ot;来。

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做开明状。

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从接到岳钟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

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糙率从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种&ot;出奇料理&ot;，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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