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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50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ldo;德艺双隆&rdo;4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ldo;我的朋友&rdo;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50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

我现在大有&ldo;老骥伏枥，志在万里&rdo;之感。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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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萦未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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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正在庆祝90周年华诞。

对一个人来说，90周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就是所谓耄耋之年。

自古以来，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只有极少数的人。

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90周年也许只是幼儿园阶段。

北京大学肯定还要存在下去的，200年，300年，100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同这样长的时间相比，90周年难道不就是幼儿园阶段吗?

我们的校史，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那就是从汉代的太学算起。

这绝非我的发明创造，国外不乏先例。

这样一来，我们的校史就要延伸到两千来年，要居世界第一了。

就算是两千来年吧，我们的北大还要照样存在下去的，也许3000年，4000年，谁又敢说不行呢?同将来的历史比较起来，活了两千年也只能算是如日中天，我们的学校远远没有达到耄耋之年。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

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

在过去90年中，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显赫的。

离开这一些人，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

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

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

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

母校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

《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我七十多年的一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并不想就要做结论），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外，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

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

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

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

谁又能想到，重逢竟是这般凄苦!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ldo;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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