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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1页）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

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

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

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

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

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

不收宿费，膳费每月6块大洋，顿顿有肉。

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

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ldo;县宝&rdo;，每年津贴我50元。

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

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4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ldo;饭碗问题&rdo;，还流行着一句话，是&ldo;毕业即失业&rso;。

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

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

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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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镜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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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

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

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ldo;架&rdo;（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ldo;赶&rdo;）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

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

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

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

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ldo;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rdo;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

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

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

全校3个年级，12个班，4个国文教员，每人教3个班。

这就来了问题：其他3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

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3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

我教3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3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

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

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

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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