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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

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

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

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ldo;一登龙门，声价十倍&rdo;的威风。

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

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ldo;浮屠&rdo;与&ldo;佛&rdo;》，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

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

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ldo;闭门只读圣贤书&rdo;的书呆子。

他继承了中国&ldo;士&rdo;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

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世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

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

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

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

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

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

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ldo;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rdo;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ldo;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

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

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rdo;按即&ldo;看花愁近最高楼&rdo;这一句。

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

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

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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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陈寅恪先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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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

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

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

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

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

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

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

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

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

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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