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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

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ldo;老佛爷&rdo;，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ldo;打&rdo;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

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ldo;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里是第一家!&rdo;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最小的一叔送了人。

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乡离井，盲流到济南去谋生。

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

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

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

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

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

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

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

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

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

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ldo;老佛爷&rdo;要&ldo;打&rdo;成的&ldo;地主&rdo;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ldo;阔&rdo;过一阵。

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的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

兄弟俩商量，要&ldo;富贵而归故乡&rdo;，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

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

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

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

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

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

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

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

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

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

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

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

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

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

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

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

按照当时的标准，吃&ldo;白的&rdo;（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

&ldo;白的&rdo;与我们家无缘。

&ldo;黄的&rdo;（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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