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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ldo;佛经翻译文学&rdo;，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

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

&ldo;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rdo;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

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

&ldo;二战&rdo;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

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20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

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

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

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

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ldo;二战&rdo;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待就是10年。

&ldo;二战&rdo;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10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唐代中了进士，就&ldo;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rdo;。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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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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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3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

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

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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