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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1页）

这种观点的乐观之处酷似伍德罗&iddot;威尔逊的预言，相信民主、公开外交和共同准则会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

恰如威尔逊最初对务实派和理想派之间区别的看法，这种观点作为政治或社会秩序的蓝图，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文明之初，同一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就存在冲突。

冲突的根源并不限于缺乏信息或无法分享信息。

冲突不仅出现在缺乏相互了解的社会之间，也出现在相互过于熟悉的社会之间。

即便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人们也会对其意义或主观价值争执不下。

在价值观、理想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联互通能缓和冲突，有时也会火上浇油。

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

它们允许个人表达观点，报道以前未引起注意的不公正。

在危机形势下，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快速沟通能力，以可靠方式报道事态和宣传政策的能力，还有可能防止由于误解而导致的冲突。

然而，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也会让相互冲突、有时互不相容的价值体系短兵相接。

22互联网新闻和评论的出现，以及数据驱动的选举策略并没有显著软化美国政治的党派立场。

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让极端派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

在国际上，一些不为人知、未被注意的表达方式现在被全世界宣传，被人当成了煽动暴力的借口，就像伊斯兰世界中有人对丹麦报纸上的煽动性漫画或一部无足轻重的美国自制电影做出的反应一样。

同时，在冲突形势下，社交网络既能消除传统社会裂痕，也可能扩大裂痕。

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广泛传播，看来没有阻止杀戮，反击更加坚定了交战各派的决心。

而臭名昭著的&ldo;伊斯兰国&rdo;也使用社交媒体宣布建立哈里发政权，鼓动开展&ldo;圣战&rdo;。

一些威权政府可能会因为在线传播的信息或通过社交网络上发起的抗议事件而倒台，迅速被支持人道和包容价值观的更加开放的参与式制度取代。

还有一些地方，执政当局会获得更加强大的镇压手段。

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跟踪并分析每个人，记录并传播他们的每项经历（现在基本从出生开始），（利用最前沿的计算能力）预测他们的想法。

传感设备的普及应用既有利于自由，也有利于镇压。

23这些新技术最不可思议的方面也许是，它赋予处于政治和经济架构顶端的小团体以力量。

他们用这种技术处理和监控信息，引导辩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真相。

24

西方赞扬脸谱网和推特在&ldo;阿拉伯之春&rdo;中发挥的作用。

25手持数字设备的人群在最初的示威中取得成功，但使用新技术不能保证占据上风的是设备发明者想要的价值观，甚至也不是大多数民众想要的价值观。

而且，召集民众示威的技术同样可以用来跟踪和镇压他们。

现在，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的大多数公共广场都受到视频监控，任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能被实时电子跟踪。

最近一次调查得出结论，&ldo;互联网使跟踪更容易、更便宜、作用更大&rdo;26。

通信的全球覆盖和方便快捷消除了国内动荡和国际动荡的差别，模糊了领导者的要求和呼声最大群体即时提出的要求。

过去，一些事件的影响数月后才能看清，现在几秒之内就传遍全球。

人们期待决策者在几个小时内就表明立场，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决策效果也会通过同一即时网络全球传播。

迎合数字化大众要求的冲动，可能会破坏所需的判断力，导致无法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

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新外交认为，如果足够多的人聚集起来，公开呼吁政府下台，并用数字手段传播他们的诉求，那么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西方应当给予道义甚至物质支持。

这种做法要求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通过同样的社交网络立即明确表达认可。

西方国家放弃该国执政当局的消息会再次通过互联网传播，获得进一步的宣传和肯定。

如果说旧外交有时无法向值得给予道义支持的政治力量提供帮助，新外交则有与战略脱钩、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干预的风险。

新外交还未能评估主要参与方的长期意图、成功前景及执行长期政策的能力，就要向全球受众宣称绝对的道义。

一时的情绪压倒一切，而主流人群的动机、协同领导能力、该国的基本战略和政治因素以及与其他战略重点的关系反而退居次席。

秩序不应高于自由，但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

为了追求人类价值，表达崇高的原则是第一步，之后在处理人类事务内在的模糊和矛盾时必须贯彻这些原则，这正是政策的职责所在。

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信息和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崭新方面。

但仅凭这些，而不关注根本战略和政治因素，诺言将难以实现。

伟大的政治家，不管个性多么不同，几乎都对他们社会的历史有本能的感情。

正如埃德蒙&iddot;伯克所写的：&ldo;从不回首追忆前人的人，也无法寄望于后人。

&rdo;27那些致力于成为互联网时代伟大政治家的人持什么态度呢？习惯性的不安全感，再加上顽固的一意孤行，威胁着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和民众。

由于领导者越来越不是计划的发起者，他们需要靠意志或魅力来掌控局面。

广大民众更难接触到公开辩论背后人们看不到的东西。

美国、欧洲等地的重要法律文本经常长达数千页，其确切含义即便对投赞成票的议员来说也晦涩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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