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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iddot;。

这就有了问题，引起了几位有名的音韵学家的讨论和争论。

罗常培先生、周法高先生、陆志韦先生、汪荣宝先生等都发表了意见，意见颇不一致。

我习惯于&ot;在杂志缝里找文章&ot;，这一次我又找到了比较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原来上述诸位先生仅仅从中国音韵学上着眼，没有把眼光放大，看一看t&iddot;和d

&iddot;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演变的规律;没有提纲，当然无法挈领。

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音变规律：t&iddot;〉d&iddot;〉l

&iddot;〉l。

用这一条规律来解释汉译佛典中的音变现象，涣然冰释。

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ot;考证谨严，对斯学至有贡献。

&ot;

一九四九年

《列子与佛典》

《列子》是一部伪造的书，这久成定论，无人反对。

但是伪造的时间和人究竟是何时和何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

我在《列子》和竺法护译的《生经》中都找到了《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前者抄袭后者，决无可疑。

《生经》译出时间是能确定的，因此伪造《列子》的时间也就随之而能确定。

《生经》译于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一年。

至于《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虚的张湛。

胡适之先生写信给我说：&ot;《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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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浮屠与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没有考虑吐火罗文的问题，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弃了。

我偶然读《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译&ot;浮屠&ot;与&ot;佛&ot;字谁先谁后的文章，而且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好像双方都动了点感情。

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想到吐火罗文ptā?k?t这个词，也写作p?ttā?k?t;这个词是由两部分或两个字组成的，前一半是ptā或p?ttā，后一半是?k?t。

?k?t是&ot;神&ot;，旧译&ot;天&ot;，ptā或p?ttā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罗文写法。

中国过去有些人总以为buddha的音译是&ot;浮屠&ot;、&ot;佛陀&ot;等等，而&ot;佛&ot;字只是&ot;佛陀&ot;的省略。

可是在中国古代汉译佛典中，&ot;佛&ot;字先出，而&ot;佛陀&ot;则后出，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省略，毋宁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

那么，&ot;佛&ot;字应该说首先出于吐火罗文的p?t，因为最初佛教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来的，而是通过月支的媒介。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就写成了这一篇论文《浮屠与佛》。

文中也不是没有困难。

对应汉文&ot;佛&ot;字的应该是以浊音b开头，而不是清音p。

为此我还颇伤了一番脑筋，特别请周祖谟先生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眼界不宽，其实是&ot;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ot;。

到了几十年以后，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见下面回忆）。

第53节：回到祖国（6）

文章虽写了，我却并没有自信。

乘到清华园晋谒陈寅恪师之便，向他读了一遍我的论文，他当时眼睛已完全失明。

蒙他首肯，并推荐给了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第二十本上。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六年

陷入会议的漩涡中

一九四九年迎来了解放。

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

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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