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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随着时光的消逝，迅速破落中的圆明园不断有缺口让外人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进入，阻止闯入者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数的窃贼轻易地穿过残破的城墙而入。

例如在1861年6月13日，就捉住一个名叫米老尔的窃贼，当时他潜入西洋楼正在偷取青铜、器具和炉子。

同治在位期间的1862年1月24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处理跟西方有关事务的机构）向朝廷奏报，有一名外国人未经许可就偷偷地攀越福缘门进入圆明园。

他被一名正在房间检查书籍的当值太监发现。

这名被捕的外国人叫张勉行，大概就是德国人奥尔莫（ernstohlr，1847‐1927）的中文名字。

任职于天津中国海关的奥尔莫，以不知道规定而声称无辜，不用说他还受治外法权的保护。

总理衙门的大清官员以这名外国人实际上没有偷取任何东西而适时地宽恕了他，就这样轻易地免谈私闯禁地的刑责。

但在另一边，这些负责守卫宫苑的太监却担心受到惩罚，并煞费苦心地向内务府解释，他们虽尽了全力，也无法阻止这个外人闯入。

这宗事件进一步证明守卫这座废弛宫苑的困难度。

清廷当局也透过总理衙门知会了在北京的四个公使馆，声明圆明园仍然是禁绝任何游客的御园。

但不管怎样，大量的记录显示，从1861年到1871年这十年期间，窃贼和私闯者从未间断过，之后的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最棘手的问题，乃是由内务府委任去看管圆明园的人监守自盗。

例如在1861年的5月里，太监岳成高和韩得寿从圆明园偷运了一些黄铜制品去牟利。

除了太监，满洲旗人和之前的园户成员都熟悉进入圆明园的途径，这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入园里偷东西和撤离。

他们偶然也会被捉到，例如在1863年的6月，两个名叫管三与何安瑞的满族前园户成员，就从紫碧山房偷走了几十件玉器。

他们供认，潜入这座熟悉的山庄偷取贵重的玉器，然后到附近的古董店变卖。

贫穷不能成为借口，他们被定罪后就送到牢房去，没多久就病死在牢里。

不过，他们供出来的同伙，因为缺乏证据而脱罪。

很多贫困的满洲旗人，因为曾经在圆明园居住和工作过，所以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值钱的东西。

根据记载，匠役鲁雨子跟其他12人，在1866年1月25日利用黑夜作为掩护，越过绮春园的北面城墙，经由下水道进入河神庙偷走了19尊大大小小的青铜佛像，并把佛像打烂，当做黄铜碎片卖给一家在海淀区的店铺。

大概半年之后，在1866年7月20日的一个晚上，前园户成员李三生在芮桂子和李小二这两个帮手的陪同下，经由一道水闸回到圆明园，他们从桥上拿走四块厚木板，然后到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市集卖钱。

不过，当他们在7月21日晚上再回到园里来偷东西时，李三生被总管太监董福当场抓住，而他的两个伙伴却逃之夭夭。

在同一年的11月6日，三名来自宛平的窃贼刘玉儿、赵英和赵三攀越破落的城墙，来到西洋楼一带，他们从喷水池锯掉超过640盎司（约18公斤）的青铜管，并在第二天以六十贯钱卖给由赵云成拥有的铁铺。

由于食髓知味，他们在11月21日的晚上再度尝试犯案，他们通过水闸进入长春园偷取大约500盎司（约14公斤）的破黄铜，并以55贯钱的价格卖给同一人。

当他们一行三人在11月30日以熟悉的路线再度摸黑进入长春园时，遇上在&ldo;谐奇趣&rdo;巡逻的太监，结果赵英当场被捕，而他的两个伙伴最后也被巡逻的太监捉到，这三个窃贼最后全被送进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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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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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落网的小偷似乎只是一小部分。

例如窃贼王九十和他的同党在1868年供称，他们在被捕之前曾经得手了五次，每一次都偷走好几百盎司破碎的黄铜、铁、锡，以及多尊小铜佛像，变卖后获得大量金钱。

这些窃贼对破碎的黄铜和铁片情有独钟，很明显是由于容易取得而又能卖出好价钱。

据报当地市集充斥来自圆明园的赃物，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当地的居民也供称，很容易就能买到一些属于圆明园的东西。

内务府实在有太多失去的东西要清点，而归还园内旧物后可以既往不咎的保证，并未起太大的鼓励作用。

根据大清律例，偷窃皇家财产者可以判处死刑，但因为偷窃圆明园的财物而被判死刑者很罕见，大概是因为此类案子实在太多而无从追缉和起诉。

更何况大多窃贼似乎都是为贫困所苦的满人，由于跟皇室同属一个族群，因此一般都被豁免于国法之外。

内务府于1868年10月3日所作的记录，就显示出这一点。

一个曾经在圆明园工作的叫张八，又名林山的白旗满洲人，在1862年于昆明湖偷走那只著名的青铜水牛的尾巴。

他虽然被定罪，但以开除旗籍、墨刑（在脸上烙字）、责打一百大板和流放到2000里（大约666英里）远的地方，来取代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数年后当他得到赦免，返回北京后，他居然胆敢再次潜入圆明园偷窃黄铜碎片，不过，我们没有任何有关他最后下场的记载。

就窃贼进入圆明园一事而言，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标示着另一次恶化的开始。

这场风暴使圆明园防备尽失，宫苑变成了废墟。

然后，当满洲皇朝在1911年灭亡之后，逊位的皇帝和他的内务府更失去了保护原址的正当性和权力。

虚弱的共和政府也不能守护好这座历史遗址。

在这种情况之下，窃贼和强盗横行。

直到1976年，管理圆明园的机制方才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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