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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亚理斯多德论诗与其它艺术，经常着重有机整体的观念。

这也是和他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形式上的有机整体其实就是内容上内在发展规律的反映。

整体是部分的组合，组合所应根据的原则就是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

亚理斯多德在《政治学》（134a）里说过：

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在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体。

零散的东西不免具有偶然性，彼此之间见不出必然的互相因依关系，结合成为一体之后，偶然的就要抛开，剩下来的因素彼此之间就要见出必然的互相因依的关系，就像人体各部分一样。

在《诗学》第七章里亚理斯多德替整体下了一个貌似乎常而实在深刻的定义：

一个整体就是有头有尾有中部的东西。

头本身不是必然地要从另一件东西来，而在它以后却有另一件东西自然地跟着它来，尾是自然地跟着另一件东西来的，由于因果关系或是习惯的承续关系，尾之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

中部是跟着一件东西来的，后面还有东西要跟着它来。

所以一个结构好的情节不能随意开头或收尾，必须按照这里所说的原则。

各部分紧密衔接，见出秩序，这就是各部分在整体里不仅是不可少的因素，而且所站的位置也是不可移动的。

这样，一个整体里一切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没有任何偶然的和不合理的东西夹杂在内。

《诗学》第八章里有一段话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ldo;一个完善的整体之中各部分须紧密结合起来，如果任何一部分被删去或移动位置，就会拆散整体。

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有可无，就不是整体的真正部分。

&rdo;

这个有机整体观念在亚理斯多德的美学思想里是最基本的。

就是根据这个观念，他断定悲剧是希腊文艺中的最高形式，因为它的结构比史诗更严密。

也就是根据这个观念，他断定叙事诗和戏剧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结构而不是人物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容易见出事迹发展的必然性；以人物性格为纲。

或像历史以时代为纲，就难免有些偶然的不相关联的因素。

在《诗学》第二十三章里他指出叙事诗与历史的分别说：&ldo;它在结构上与历史不同。

历史所写出的必然不只是某一人情节，而是某一个时期，那个时期中对某个人或某些人所发生的事，尽管这些事彼此可以不联贯。

&rdo;诗的结构却要是见出内在联系的单一完整的统一体。

这正是《诗学》第八章所要求的&ldo;动作或情节的整一&rdo;。

亚理斯多德只强调过动作的整一，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加上时间与空间的整一，合成所谓&ldo;三一律&rdo;，他们把动作的整一看成每篇诗只能写一个情节，不穿插附带的情节，这是从形式上看整一，忽略了内容上的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亚理斯多德谈戏剧中的合唱队、音乐和语言等因素，也要求一切都要服从整体。

谈到音乐时，他把一曲乐调比作一个城邦，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称其分，各得其所。

（8）

在亚理斯多德的美学思想中，和谐的概念是建立在有机整体的概念上的：各部分的安排见出大小比例和秩序，形成融贯的整体，才能见出和谐。

后来许多美学家（例如康德以及实验美学派的费希纳）把和谐、对称、比例之类因素看成单纯的形式因素，好像与内容无关。

在这一点上亚理斯多德就比他们高明得多。

他把这些因素看成与内在逻辑和有机整体联系在一起的，即由内容决定的。

最能说明他的意思的是音乐，即他所认为&ldo;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rdo;。

在《问题》篇第十九章里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ldo;节奏与乐调不过是些声音，为什么它们能表现道德品质而色香味却不能呢？&rdo;他的答案是：&ldo;因为节奏与乐调是些运动，而人的动作也是些运动。

&rdo;这就是说，音乐的节奏与和谐（形式）之所以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质（内容，见于动作），是因为两者同是运动。

音乐的运动形式直接摹仿人的动作（包括内心情绪活动）的运动形式，例如高亢的音调直接摹仿激昂的心情，低沉的音调直接摹仿抑郁的心情，不像其它艺术要绕一个弯从意义或表象上间接去摹仿，所以说音乐是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

因为音乐反映心情是最直接的，它打动心情也是最直接的，所以它的教育作用也比其它的艺术较深刻。

从此可见，音乐的节奏与和谐不能卑从形式去看，而是要与它所表现的道德品质或心情联系在一起来看的。

亚理斯多德的这个内容形式统一的看法是深刻的，与形式主义相对立的。

关于文艺与现实关系方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亚理斯多德看文艺问题，主要的从科学出发，要求一切都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所以抛开了过去的一些神秘观念。

最显著的例子是他谈悲剧不提命运，谈艺术创造，他也放弃了柏拉图所崇奉的灵感。

关于命运概念，下文再谈，现在只说&ldo;灵感&rdo;，这个名词在《诗学》里没有出现过一次，只有在《修词学》卷三里谈词藻的选择时他偶然提到&ldo;诗是一种灵感的东西&rdo;。

但是从这句上下文看，他用这个名词也不过像我们现在用它一样，指创造活动中的思致焕发，没有柏拉图所了解的因神灵凭附而转入迷狂状态的意思。

与此相反，亚理斯多德所要求于诗人的是清醒的理智。

这在《诗学》第十七章里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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