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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唐朝时，似乎并不限制官员狎昵妓女，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带着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洋洋自得地赋诗纪念，一时传为佳话。

宋人说起这宗前朝风流往事，感慨道：&ldo;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

&rdo;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而被朝廷治罪。

《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ldo;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

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

&rdo;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而不是嫖娼），便丢了官。

《宋史&iddot;列传》中也记载了好几个官员因为冶游而被贬黜的事例：在并州当官的刘涣&ldo;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rdo;；知益州的蒋堂，被认为&ldo;私官妓，徙河中府&rdo;；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因&ldo;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rdo;；负责管理市易司的宋乔年，因&ldo;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rdo;。

宋代司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

宋人笔记《画墁录》称，&ldo;（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

（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

&rdo;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

五六个法官集体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别说出入娱乐场所、召妓买醉，对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

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说：&ldo;天下狱有重系，狱官不得辄预游宴、送迎。

&rdo;宋代的狱官，即指法官。

也是从仁宗朝开始，宋代逐渐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法官&ldo;谒禁&rdo;制度。

所谓&ldo;谒禁&rdo;，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访外人。

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仁宗诏令&ldo;审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宾客，犯者以违制论；若请求曲法之事，则听人陈告之。

&rdo;

之所以要对法官群体实行&ldo;谒禁&rdo;，是为了杜绝请托之风，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ldo;官司谒禁，本防请托&rdo;。

宋仁宗朝，曾经一度&ldo;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rdo;。

实行&ldo;谒禁&rdo;，即可釜底抽薪，使请托者奔逐无门。

不过，由于这是&ldo;谒禁&rdo;制度第一次应用于司法实践，其合理性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朝中不断有臣僚出来反对这一立法，如包拯就请求废除&ldo;谒禁&rdo;：&ldo;刑法官接见雪罪叙劳之人，率有常禁。

臣谓皆非帝王推诚尽下之道也。

&rdo;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叫停了&ldo;谒禁&rdo;。

然而，解禁之后，请托之风很快又卷土重来。

宋神宗登基之后，厉行新法，励精图治，又恢复了更严格的&ldo;谒禁&rdo;制度，对法官的社交活动实行严厉管制。

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诏：&ldo;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虽亲戚毋得入谒&rdo;；京师各个衙门&ldo;非假日毋得出谒及接见宾客&rdo;；&ldo;开封府司军巡院（开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许接见宾客，止许出谒……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官，虽假日亦禁之&rdo;；&ldo;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rdo;。

根据这一立法，非法官群体的官员在节假日可以&ldo;接见宾客&rdo;，而法官则包括节假日在内，均不得与外人应酬，甚至&ldo;吊死问疾，一切杜绝&rdo;，弄得当时一些官员意见甚大，发牢骚说：&ldo;非便也！

&rdo;

宋神宗去世后，旧党执政，新法一一被罢，多项限制官员社交应酬的禁令也被废除了，但即便如此，针对法官的&ldo;谒禁&rdo;还是保留下来：&ldo;除开封府、大理寺官司依旧行禁谒外，其余一切简罢。

&rdo;其他官员可以应酬接待，法官还是不可以。

南宋时期，法官&ldo;禁谒&rdo;之制也是一直沿用。

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ldo;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评事（法官），虽假日亦不得出谒及接见宾客。

&rdo;&ldo;谒禁&rdo;跟北宋神宗朝时一样严厉。

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又改为&ldo;大理寺官许休日出谒&rdo;，允许法官在假日会客，但非节假日还是禁谒的，如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朝廷再次强调，&ldo;大理寺长贰，遵依已降指挥，申严禁止官属非旬休日不得出谒，其外人无故辄入，依法施行，委御史台常切觉察。

&rdo;法官不守&ldo;谒禁&rdo;，台谏官即可提出弹劾。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

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嫖娼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ldo;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

&rdo;而负有司法权责的宋朝法官群体，更别说嫖娼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

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于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

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

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

司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因为法官的裁决权能够直接决定一个当事人的死生、一场纠纷的利益归属（这意味着利害相关人具有向法官请托的巨大动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关乎人们对于社会正义&ldo;最后一道防线&rdo;的信赖。

2004年香港颁布的《法官行为指引》提出，&ldo;法官跟市民一样享有权利和自由。

不过，必须要认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为会因其司法职位而受到适当的限制。

法官必须尝试在两者中取得平衡，原则是法官需要考虑他想做的事，会否令社会上明理、不存偏见、熟知情况的人，质疑其品德，或因此减少对他身为法官的尊重。

若然会的话，便应避免做本来想做的事情。

&rdo;因此，不论是一千年前的宋朝，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鼓励法官保持&ldo;深居简出&rdo;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至于&ldo;集体宿娼&rdo;之类严重败坏法官形象的行为，更为古今中外的司法伦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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