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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

这“颇有出入”

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

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的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

，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

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

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

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

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

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

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

的来源。

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

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

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

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杨）的自白．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

，何尝不可以对孙如法炮制？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如恒河沙数，历朝历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殆能断言。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而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作剧。

此际，艾森豪威尔当政，杜勒斯主管外交，大权在握，华府、台北的蜜月期间，美国没有理由，驱蒋拥孙。

蔡斯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奉派赴台，到一九五五年，刚好任期届满，必须它调，而他这年高寿六十，依法需告老退休，有无孙案，买掉还乡，势在必行。

再看，台北欢送礼节之隆重，《中央日报》出社论话别，其隆情厚谊，是象不欢而散吗？孙立人受贬，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

，且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一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对孙案的回响和补救，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注释：[1]协防条约在参院通过时，仅两票反对，但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dende教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疑问，题为（tthedntanglgrchiang》，见解精辟，立论深远，作者列举一七七八年，美国和法国结盟的例子。

英国击败后，美国独立，但条约无法立即废止，一旦英、法开战，美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危机。

约翰，亚当斯上台，要求解除。

法国反对，美国坚持，最后，以放弃时值二十四万的赔偿要求，双方达成协议。

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持续一百六十九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苏联强大的桃战，始放弃此祖宗订下来的原则。

一九七八年卡特任内，宣布中止，已历时二十四年。

[2]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自力出版社出版。

[3]同[2]。

[4]同[2]。

受指挥的机构（见注末表）。

[5]夏畏秋著《陈立夫举家重整道德》，合北《新闻观察》，一九四九年九月。

“陈立夫八月四日晨赴美，陈诚送行”

。

“世界道德重整会”

总部设瑞士，美国分会设密歇根的密金那湖，一九四八年陈曾假该会名义，在美从事游说活动。

[6]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内调局高级官员告诉作者。

[7]三毛为毛人风、毛森、毛万里，均为浙江江山人，与戴笠同乡。

[8]程一鸣著《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版。

[9]杀杨的凶手为阮九经，曾任情报局总务处长，前年癌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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