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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非对天发誓，向经国保证“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

岂料事与愿违，钟彬的十四兵团，稍经交战，溃不成军，陈克非的第二军主力，又被共军切断，放弃白马山的司令部，仓皇逃命。

宋希濂率部，且战且走，经白马场到南川，奔綦江，本拟在高家场附近，渡江入宜宾，再事西行，但有变故，在牛喜场渡江，目的地是西昌，十二月十九日，宋和军长顾葆裕等，在大渡河南岸被捕。

现宋将军寓居纽约，缅怀往事，不胜唏嘘。

胡宗南的部队，驻川南陕北一带，计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共十二个军。

蒋先生保卫西南的后盾，即胡、宋两军的数十万兵马，后来全部起义，胡宗南只剩下少数残余，带往西昌。

重庆于十一月三十一旧弃守，但自綦江被占，情况开始大乱，经国追忆：“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

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

[14]二十九日，行政院迁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更坏，经国记述父子离渝的经过如下：“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

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

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

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

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己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

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

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

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

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

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

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

[15]当依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

四天后，市内秩序，失去控制，街头汽车塞途，枪声四起。

夹江、峨嵋一带，暴民出现，洗劫商贾。

富顺之陷，更其荒谬滑稽，解放军在沪州途中，仅“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

，居然一哄而散，军政解体。

那确实是一个可痛复可笑的场面，败军如山倒，中外皆同，草木皆兵，正是这个意思。

十日，成都情况，濒临绝境。

卢汉摇身一变，化友为敌，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密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先生，俾作“人民政府第一功臣”

侍卫人员发现蒋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

，幸赖军校学生护卫，安全脱险。

《蒋总统秘录》所记，在离开军官学校之际，蒋总统和蒋经国二人曾合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

[16]虽戏剧化一点，悲壮凄凉，感人至深。

下午二时，蒋先生自凤凰山搭机升空，台北时间六点三十的，抵松山机场。

经国总结，“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

信哉斯语。

此后，西昌告急，川北剑阁失陷，李弥下落不明，而沾益、曲靖失陷，余程万失去联络，不仅“西南保卫战已近尾声”

，国民党从一九二七年起，二十二年的统治，或可说，一个蒋介石的时代，从此结束。

除了台澎，海南国军控制下的仅一些无足轻重的岛屿。

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经国的日记，这样写着：“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注释[1]海面十五英里，海口至海安。

[2]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196-197页。

[3]即镇海会议。

[4]同[2]，第123页。

[5]宋希廉将军面告，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旧金山。

[6]陈少校著《逐鹿陕康》，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四月），第129页，该书根据《文史资料选辑》所撰，可靠性极高[7]赵鼎盛著《我所知道的龙云先生》。

赵先生曾任龙云副官一九四九年，奉龙命由港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该书未发表，作者持有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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