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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历史的车轮并不总是滚滚向前的（第1页）

1215年的6月15日，英国的约翰王在距温莎堡不远的草地上，不情愿的签署了一份协议。

这个事件成为了英国乃至世界改变命运的。

这份协议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它被誉为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限制王权的文件，其中的一些内容后来成为了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

现代法治就是从英国《大宪章》那时候才开始出现的。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的法家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法治吗？说实在的，法家学派商鞅、韩非推行的不能算法治，因为他们所谓的法治对王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只有在英国《大宪章》出现以后，法律才能够制约王权，法律变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得“王在法下”

。

《大宪章》不仅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而且随着议会的扩大，国王不得不让渡财权，英国得以发展出独立而高效的征税体系。

《大宪章》在削弱专制君权的同时，使得绝对的权力有了一个对立面，社会可以逐渐摆脱专制权力的控制，从而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所以说《大宪章》是人类制度史上划时代的深远成就，它完成了一个国家从“王权至上”

到“法律至上”

从无到有的过程。

正因为此，著名学者周大伟认为，从13世纪起，英国就开始了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并为英国后来孕育出自由市场、工业革命、现代政党、宪政等奠定了基础。

当时英国的制度过于先进，欧陆诸国对此既不太了解，又不太重视，更不想放下身段去抄英国的作业。

他们只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与英国不同，浪漫的法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但同时也是一条命运多舛之路。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先是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开始统治法国，然后是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

把大革命推向高潮。

在革命的过程中，法国人民不断流血牺牲，但换来的却是国家在共和制和帝制之间的反复徘徊，这不仅让法国生灵涂炭，也让高傲的高卢雄鸡在内耗中逐渐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第二共和国、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

法国政局的变化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到了19世纪后期，当法国人回首自己坎坷的革命之路时，由衷的感叹还是英国佬的一套办法好使啊！

我们再看一下欧洲另一个大国德国。

与法国相比，德国的现代化之路也许更加曲折。

德国的前身普鲁士依靠铁血政策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可悲的是，崛起后的德国没有看清楚国家的占位，结果走向了滥施国力、扩张争霸的毁灭之路。

为了寻找阳光下的地盘，德国军国主义膨胀，接连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国家差一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直到二战之后，德国人民痛定思痛，经过认真深刻的反省，奉行和平崛起的德国才获得了重生。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选择历史发展方向的时候，对与错往往只在一隙之间。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不难，难的是要选择好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选择好一个正确的方向确实很难，但更难的是一旦选择错了方向，能够反思错误，并及时做出更正和补救。

最荒唐的是某些国家作为后发国家，既不借鉴和学习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把这种抄作业行为视为莫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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