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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1页）

&ldo;总之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

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

&rdo;[21]

其一则强调&ldo;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rdo;，尤应于&ldo;农事&rdo;之外，&ldo;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rdo;，全面发展农业。

[22]

名臣陈宏谋于每到之处，亦咨询地方情况，推行适宜物产：

&ldo;米麦豆之外，地方出产何物以资民用，小民三时耕凿而外作何营生；……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曾试种桑养蚕否，能织绸纱否；畜牧之利若何？&rdo;[23]

特别重视九谷以外各项生产：

&ldo;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勤于一种，必收一种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

&rdo;[24]

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这与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世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

有谓其所谋不臧者，有谓所产之物无人问津（或根不上市场变化）者，有谓&ldo;劝农&rdo;反致&ldo;伤农&rdo;者。

[25]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课堂上也常遇到同学（特别是外国留学生）这样提问，‐‐对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ldo;开先须人&rdo;，清代地方官员大多出身田间，又多来自东部多种经营比较繁荣的地区，对农业生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难引入新的生产项目，这是官员劝农所能起到的第一层作用。

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任职期较短，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30余年历12省达21次），无虑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

移民对新作物推广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动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达四方，且挟有官府势力，推广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后，引进基本原料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可以起到的第二层作用。

这些事情，难道不可以由某些社会中层组织来出面承担，有如现代人们所习见的农种站、销售公司和种种服务组织？事实是，在清代中国，政府与千百万的个体小农之间，类似的中层组织俨然一无存在，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难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范围的界限。

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

如贵州遵义取得蚕种后，立即能够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ldo;软弱&rdo;。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

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

个体小农缺乏资本，&ldo;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rdo;？在这方面，民间私人组织也许可以起到若干作用，但是怎样才能成功集资和收回投资，并使这些资金（既然作为投资）有利可图？要使参予各方都能符合&ldo;经济行为&rdo;的要求，并不容易。

雍正以来，清廷决定&ldo;火耗归公&rdo;，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

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进行地方建设。

这恐怕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

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

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ldo;亦许卖给于官&rdo;。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

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销路保障（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

对于一个特定的生产项目来说（如遵义山蚕业），这样的政府，就像一个大的生产组织者和经营者，作用于一定的区域范围，或不同的生产环节。

处身其间的农民就像是一个个单纯的生产者，产前产后的许多&ldo;工序&rdo;，多由政府包揽负责。

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十八世纪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

[26]

与此有关的，就是&ldo;农民不会种地论&rdo;，如世宗谕：&ldo;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

&rdo;高宗谕：&ldo;乡愚无知。

&rdo;只有依赖&ldo;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rdo;。

[27]这在现代，也有相应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即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

这与明代或其他某些朝代相比，实有很大的区别。

如明初太祖曾令凡民田必&ldo;栽桑、麻、木棉&rdo;各若干亩，是把农业导向落后的自给经济以及强制实施的著名例子。

它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ldo;因民之所利而利之&rdo;的做法，[28]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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