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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12]详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3]《石渠余纪》卷4《纪劝垦》。

[14]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戊子谕，《高宗实录》卷978。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被边缘化的传统政策，除土地开垦以外，还有传统的赋税蠲免政策。

清人入关之始，即揭示了&ldo;不加赋&rdo;政策，并作为一条&ldo;祖训&rdo;留存下来。

但苦于战时经费不足，三藩平定以后，方得以实施。

仅康熙一朝，即免除税银一亿四千万两有余。

康熙五十一年，决定&ldo;滋生人丁永不加赋&rdo;，把丁银固定在当年水平。

雍正年间&ldo;摊丁入地&rdo;，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一举取消了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人头税（吾人亦可称之为十八世纪&ldo;现代化&rdo;的措施之一）。

乾隆初年，一面废除了各地大量的杂税负担，同时，&ldo;永不加赋&rdo;的原则又被推广到田赋方面。

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曾疏请&ldo;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rdo;。

次年临终遗疏，复言：&ldo;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说，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rdo;。

[1]其奏疏曰：

夫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从前圣祖仁皇帝念生齿繁盛，特命编审之年，但查人丁户口之数，不必加增丁银，著为定例。

则民间田地正赋既有定额，何用苛求。

……若此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赋曾何加于毫末乎？臣愚以为不但丈量不可行，即劝令据实自首亦可不必。

[2]

提出&ldo;地、丁二项本属一例&rdo;，丁银既已固定，田赋何必继续报增？清代的土地开垦，本意本非为增加税收，[3]；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ldo;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

&rdo;朱批：&ldo;嘉是览之&rdo;（《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ldo;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rdo;（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

）如此则不仅不须清查田亩，而是直欲将&ldo;田赋&rdo;也像&ldo;丁银&rdo;一样固定化了。

朱轼的建议，经乾隆四年的再度讨论，对乾隆五年&ldo;零星地土&rdo;、&ldo;免其升科&rdo;的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它也标志了清初&ldo;轻赋&rdo;和&ldo;不加赋&rdo;的政策，中经康熙朝的&ldo;滋生人丁永不加赋&rdo;、雍正朝的&ldo;地丁合一&rdo;，到乾隆初年，终告完成。

尽管后代经济史家对清代这种固定预算制度非议颇多，但它却成为清代一大&ldo;德政&rdo;。

另一方面，政府又像康熙朝那样开始普免田赋，其中第一次即发生在乾隆十年，《巢林笔谈》：

诏下之日，万方忭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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