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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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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iddot;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

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

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爱好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ldo;狭隘的功利主义&rdo;观点。

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

这个&ldo;用&rdo;，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

美感享受也是一种&ldo;用&rdo;。

假如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我从30年代起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

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

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

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

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中，不管什么&ldo;神韵说&rdo;、&ldo;性灵说&rdo;、&ldo;肌理说&rdo;、&ldo;境界说&rdo;等等，都见之于《诗话》（《词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

　　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ldo;语&rdo;，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ldo;理论&rdo;弄昏了头脑。

　　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本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

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

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

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爱好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

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

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

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

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

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聪明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　　池田大作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

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线。

读这样的书，真似乎是走入七宝楼台，以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

又似乎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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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安闲的逍遥派，痛愉快快地混上几年的。

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

假如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一点犟劲。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熟悉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ldo;四人帮&rdo;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

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指文革）的方式有问题。

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

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

　　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ldo;文化大革命&rdo;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

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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