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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什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作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决不可能长期存在。

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

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

）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

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侧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

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

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

，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

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

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

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

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廉洁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

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也不必这样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决不可能。

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的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一般外国人没有这们显著。

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

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

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

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

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十一

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凭添不少温暖。

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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