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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

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

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

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

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

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

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

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

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

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

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

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

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

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

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

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

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即齐寿山。

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纪念的意思。

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

在这一次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

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2）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3），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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