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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

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

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

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

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

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

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

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1这使他很快就从早

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

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

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

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

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

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

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

到安禄山叛乱的前

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

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

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

“诗穷而后工”

，2十年长安

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那时候，李白正在

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岑参则远在西域的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

1天宝三载（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大君卢氏墓志》。

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

闲作也。”

又云：“闲之卒，盖在天空间，而其年不可考矣。”

（《钱注社诗》卷二○）朱东润先生认为

社闲卒于天宝六载（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748）社甫

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社闲的俸禄生活的）。

1《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此诗作于夭

宝十三载（754）春。

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大仓米十万石，减价祟与贫人。”

（《旧

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祟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2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

尔），都远离了战乱地区。

高适虽在天宝十五载（756）亲自参加了保卫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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