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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1958年，领袖穿泳衣召见张爱萍谈粟裕问题，张爱萍回家对其妻表不满，这是非常罕见的。

以上是举其要者。

从这个角度看，官史坚持国家化的历史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前几个月我在看电视剧《浴血坚持》，拍得很不错，对项英的描绘有很大的突破，对陈毅的描述也较真实，但还是有一些败笔。

例如：几次让陈毅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又说项英也怀念毛，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中央到陕北后自顾不暇，一直没去联系项英、陈毅。

当然这是影视作品，可以艺术加工，但也不能太离谱。

所以，国家化的历史叙述就是这样的了，我只是希望在国家化的叙述之外，还有民间历史这一块。

我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福建师大历史系一名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整理，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这是一份很严肃的研究，可以和国家化叙述对照起来看。

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

他说：&ldo;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

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

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rdo;[2]

近三十年的民间书写有几类：

第一类：重点叙述&ldo;文革&rdo;期间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

例如：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1986），余习广的《位卑未敢忘忧国：&ldo;文革&rdo;上书集》等。

现在看，80年代在执政者、知识界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共识，这就是记取历史上的极&ldo;左&rdo;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因此，有关讨论&ldo;文革&rdo;历史的作品较多。

9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大减少。

在赫鲁晓夫十年执政年代（1954‐1964），苏联出现了一批&ldo;反思文学&rdo;，勃列日涅夫即位后很快销声匿迹，在中国也不知从何时起，&ldo;文革&rdo;叙事已被视为不合时宜。

前几年上海的《收获》杂志辟出专栏，从文学角度刊登有关&ldo;文革&rdo;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记录了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那段历史，现成书为《亲历历史》，其执著和真诚令人感动。

《亲历历史》收有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

因为&ldo;文革&rdo;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

&ldo;那个年代&rdo;中的少年儿童及&ldo;文革&rdo;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

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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