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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1949年的台湾需要的是军械，不缺的是人。

6月，国民党刘安祺统领十万人有序自青岛撤退，抵基隆港登陆台湾，后又奉命转赴海南和广东，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湾留下，这批人以后或&ldo;起义&rdo;，或被解放军消灭。

最近从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中才知原委：原来蒋怀疑此部混夹共产党&ldo;匪谍&rdo;。

他说，看到刘部军纪荡然，四处游嘻，不寒而栗，为不使其中的&ldo;破坏分子&rdo;损害台湾，才把他们支到海南和广东。

设想王鼎钧当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岛，再上了船逃到台湾，最后还得随舰被运到海南岛或广东放下，也就不会再有他以后在台湾的三十年的岁月。

在左翼主义的大环境下，他会被当成&ldo;特嫌&rdo;，一辈子被怀疑，任他再说什么&ldo;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rdo;也无济与事，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有许多。

大陆学者萧功秦教授的两个堂兄，在1949年先后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很有科学家的天赋，在当时就被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却因恋家、恋女友再回大陆，当他回到家乡后，女友却因他去过台湾而与他断绝来往。

无独有偶，他的另一个堂兄也因恋家返回大陆。

这两个堂兄，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西，遭遇是一样的，都因这段经历被长期审查，饱受各种挫折和磨难，几乎荒费了大半生的生命。

江西那个堂兄在80年代平反后虽做了省里的科学院副院长，但早已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了，故萧功秦称他是&ldo;离科学殿堂最近又最远的人&rdo;。

其实，萧功秦两个堂兄的选择在当年是具有普遍性的，1949年后，有不少知识分子从国外回来，参加国内的建设。

1950年，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从香港回到大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

即使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对共产党也多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诸如，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发挥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在他的这两篇论著中，多次重申中国不走苏俄式的道路，让许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放下了心。

中共颁布《约法八章》，宣称对历史上有反共行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国民党&ldo;军、警、宪、特&rdo;稳定了下来。

至于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要发展经济和教育，自己凭本身吃饭，共产党不会为难自己。

王鼎钧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依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ldo;进步分子&rdo;，他就劝王父留下来。

他说，&ldo;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rdo;，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

他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ldo;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rdo;

此时离抗战复员不久，内迁之颠沛流离实在不忍回顾，人们再也经不住又一次大搬迁了。

另外，搬哪儿去呢？台湾，风雨飘摇，共产党随时会打过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英国的领地；美国？完全不可能；巴西，远在天边。

于是，除少数人外，大家都留下来等待共产党。

一两年后，当共产党接续推出&ldo;镇反&rdo;、&ldo;知识分子改造运动&rdo;、&ldo;抗美援朝&rdo;、&ldo;三反&rdo;、&ldo;五反&rdo;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悔了，但此时再离开已无可能。

卢作孚先生被迫自杀了，其他有名或没名气的知识分子及资本家也自杀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和平年代，他们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

如此看来，王鼎钧是幸运的。

可是他去的台湾，远不是天堂，那是一个右翼主义的大环境，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查，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从一个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2010年2月21日‐3月15日

[1]王鼎钧《关山夺路》，尔雅出版社，2005年。

以下简称&ldo;王书&rdo;。

[2]《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节录）（1948年4月25日），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35辑，137页。

[3]秦孝仪主编《&ldo;总统&rdo;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9页。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

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

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ldo;文学江湖&rdo;，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ldo;文学圈&rdo;，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ldo;戒严&rdo;的牌子，用战时的&ldo;统一思想&rdo;、&ldo;统一意志&rdo;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

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

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

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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